焦点要闻：先秦这两千年

【资料图】

图①：桂林博物馆内展出的先秦青铜器。记者杨湘沙 摄

图②：恭城出土的春秋时期蛇戏蛙纹青铜尊。记者杨湘沙 翻拍

有史记载的桂林，多认为从秦始皇修建灵渠开始。但在灵渠开始运作之前，还能从古籍中找到虞舜南巡百越的文字记载，这将桂林人类的文明史追溯到了四千年前。而从多方资料来看，有考古历史的桂林，实际上至少有三万年的沧桑。有据可考的桂林初民当属宝积岩人，但真正在考古史上留下更多印记的却是一万年前的甑皮岩人。甑皮岩人之后，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水位上升，桂林进入了一段洪水高发期，甑皮岩人也开始迁徙。 四千年前，桂林迎来了一件大事：五帝之一的虞舜帝南巡来到桂林。不过虞舜帝到桂林，除了传说外，留下痕迹不多。此后中原大地进入到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这段时期的桂林，人口稀少，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但与中原地区并非没有交流。多项考古发现指出，中原文化实际上已经或多或少地迁播于这里。 春秋战国时期的桂林 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文献上有关桂林的记载欠缺，试图全面还原当时桂林人生活场景的努力明显欠缺了基本条件，变成无源之水，但从桂林地区及其附近出土的文物，可以窥见中原文化早就迁播于这个地区的概况。 桂林地处岭南，商周时期，是百越（粤）民众的居住区。这个居住区域显著区别于中原地带，从地理位置上看，主要包括东南沿海的江浙、福建、广东，以及越南北部、云南和广西等地，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因此称为百越。史料记载，西周时有扬越，春秋时有于越，在战国、秦汉时期，又按习俗、方言的不同，分为吴越（包括东瓯、闽越）、南越、西瓯和骆越四大支系。桂林属于西瓯的范围，而这个西瓯主要涵盖了广西东部和北部地区。 古籍中有足够多可以证明西瓯与中原文化存在交流的证据。 《墨子·节云》中说，“古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抚交趾，未必经过桂林，但与越南北部的交流，很难不经过百越的地盘；《逸周书·王会》记载，居住在今广西东都的“仑吾”部族，曾分别向商王朝进献翠羽、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等珍贵物产；《诗经·大雅·韩爽》篇也有“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的诗句，说明商周时期，至少广西地区和中原已有一定的联系，而从桂林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则进一步印证了桂林也出现在文化交流的大家庭当中。 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在桂林市市区还没有发现，这可能只说明了一个问题：现在桂林市市中心的区域，当年尚未成为广西北部的行政经济中心。但1971年在恭城加会公社秧家村附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计有鼎、尊、罍、编钟、戈、钺、剑、镞、斧、凿、车器等共33件，其中鼎、罍、编钟和戈的形制与纹饰，都和同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而地处桂林市北面的兴安，1977年曾经出土过商代的铜卣和铜斧。1976年在灌阳的钟山，也曾经出土过一个圈带纹铜钟，器物的形制、纹饰方面都和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属西周时期的器物。 在恭城出土的文物中，提梁鼎、蛇斗蛙纹尊、靴形钺和扁茎剑等，则极具地方特色，这在证实商周时期南北文化已经存在交流的同时，还说明了“百越”人已进入了使用青铜器的文明历史阶段。这种交流，说明中原文化实际上已经或多或少地迁播于包括桂林在内的百越地区。 《舆地广记》中指出：“古百越之地，战国属楚。”显然，战国时期，包括桂林在内的岭南基本上属楚国势力范围，只不过当时岭南过于偏僻，楚君的手可能还不屑于伸向这里，但桂林境内一批战国墓葬的发现，却说明战国时期的桂林，受到了楚文化的较大影响。 1974年，考古部门在平乐银山岭发掘了一批战国中晚期墓葬，多达110座。这些墓葬，墓地集中，排列有序，墓坑为长方形，底有腰坑。从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铜铁合制器和玉石器等，随葬品有一定的组合规律，其中绝大部分是实用品铜兵器加铁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总计377件青铜器、181件铁器、11件铜铁合制器的出土，进一步说明战国时期的西瓯已进入了铜铁并用的古文明时代。 甑皮岩人之后的桂林 桂林与中原文明的交流，最早有古籍记述的，当属本系列文章之前曾经讲过的虞舜帝南巡到达桂林一事。《大戴礼记·少间篇》说：“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虞舜帝未必到过交趾，但在桂林却留下了相当多的传说。除了虞山脚下后人兴建的舜帝祠外，唐代莫休符曾经在他的《桂林风土记》中讲述了今天东郊尧山得名的由来，说桂州城东有大山“隔大江与舜祠相望，遂名尧山”。今天，仍以尧山为名的这座桂林市区内海拔最高的山脉，与虞山遥遥相望，尧舜的故事，在这里千古流传，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桂林与中原文明的交集，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桂林地区属于西瓯的地界，这在众多的古籍中皆有记载。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变法图强，曾经“南平百粤”，古时“越”与“粤”互通，西瓯便属于百粤中的一支。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也曾说：“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这里的苍梧大约在现在的广西东部、东北部至湘南一带。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六年的青铜“鄂君启节”铭文中，记载有鄂君的船队通过湘水，南至洮阳的事情。而洮阳就在今天桂林市全州的境内。之所以未达到兴安，可能是一路逆水行舟，并不轻松，而且，越往南蛮荒气息越浓、人烟稀少所致。 宋代《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桂州“春秋时越地，七国时服于楚，战国时楚越之交境。”这里的“越”指的便是西瓯，而宋时的桂州，已经不是当初秦始皇所设的桂林郡了，说的正是如今的桂林。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中也在讲到静江府时指出桂林为“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 众多的古籍，从地理位置上确定了桂林处在当时的楚越交界地带，地域相邻，虽然官方的交流不多，但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至少在民间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时的西瓯并没有产生文字，关于桂林的记载无法从岭南的文献中获取，但恭城、平乐等地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址，足以证明包括桂林在内的越地与中原文明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交融。 应该看到，虽然桂林在春秋战国时期也进入到了青铜器时代，但学者们根据出土的文物分析认为，这个阶段，桂林所在的西瓯地区所接受到的中原青铜文化属于相对落后的青铜文化。虽然也用上了铁器，但这些铁器更大的可能还是通过交换或者由逃避中原战乱的中原人带入，本地并没有大批生产制造的能力，这与当时掌握着先进冶铁技术的楚国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 从考古发现来看，甑皮岩人时期的桂林人，生产力并不逊色于中原，因为同样的渔耕条件下，身处岭南的甑皮岩人不论是体力还是经验，都不落下风，而天生的溶洞居住方式所提供的对抗大自然恶劣气候的能力，甚至更要优于中原地带。不过，地处偏僻，与其他地区缺乏交流，在文明的进程中，从虞舜帝来桂林后，可以看出，桂林明显处于了下风。由于水位高低反复，山地多，耕地稀少，桂林进入全面的农耕时代明显晚于中原，后来也晚于楚国。所以，在生产力和文明的进展上，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桂林逐渐落伍，在中原文明眼里，变成了南蛮之地，出现了明显的差距。 这种差距，应该是在秦始皇开凿灵渠，连通珠江和湘江水系，并派出大批军卒戍守岭南，南北文化水乳交融后，才逐渐开始缩小的。 这段时期，学术上通常称为先秦时期。而这个过程结束的标志，当属灵渠的开凿。 □资料库 湘桂走廊的青铜文化 今天的桂林北部，群山夹持中，从北往南，有一条狭长的谷地，古时为岭南通往中原的要道之一，因为连通湖南和广西，称为“湘桂走廊”。在走廊内及附近地区，留有大量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遗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西瓯文化的发展状况。 自1971年以来，桂林地区不断有商周青铜器及其遗址的发现。 1976年8月，在兴安发现1件商代晚期的兽面纹铜卣。该铜卣通高22.8厘米，腹径横15.3厘米，纵11.8厘米，足高2.5厘米，重1.6公斤。提梁作绹索形，颈饰夔龙，腹饰兽面纹，器底有铭文“天父乙”三字。这是迄今为止，桂林乃至广西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同年5月，在灌阳一石洞深2米处发现西周中期云纹铜钟1件，同时出土的还有绳纹红陶2片、灰陶1片、石器1件。 此外，在灌阳新街还发现一件铜戈，年代大约为西周时期。此戈援作三角形，援中脊起棱，断面呈菱形，中脊靠内部有圆形穿孔，孔直径1.2厘米。内作长方形，大部残断。援两面饰对称的夔凤纹和斜角云雷纹。援长16.5厘米，最宽处7厘米，内残长2.5厘米。上述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工艺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标志着该地区在商代晚期开始逐渐进入青铜时代。 春秋时期，西瓯青铜文化继续发展。在荔浦和恭城均发现了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址和遗物。荔浦栗木出土的铜罍，器形正视像亚字，圆体，喇叭形口，斜肩、斜腹，下附双层高圈足，肩部焊接一对相背向兽耳，耳上饰云雷纹，颈下饰圈点纹和弦纹，肩部以耳分界，每边饰两组对称的饕餮纹。器上所饰花纹，均见于中原同类器物，年代为春秋初期。 恭城的青铜器遗址发现于1971年11月，地点在恭城嘉会镇秧家村，器物发现在距地表约2米处，计有鼎、尊、罍、编钟、戈、钺、剑、镞、斧、凿、车器等33件，可能是一座墓葬的随葬品，其年代属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从这些青铜器来看，器物的组合、形制、花纹都具有明显的东周时期的特征。这是桂北地区首次出土成批的青铜器。 战国时期，西瓯青铜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灌阳、全州、平乐、兴安等地相继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址。以1974年发掘的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葬为例，这些墓葬数量达到110座，都是竖穴土坑墓，墓底普遍设有腰坑，而且腰坑内习惯放置一件陶器，或瓮或罐，或杯或盒。墓底设置腰坑的习惯，在中原地区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十分流行，但到春秋时期几乎绝迹，而且中原地区的墓葬的腰坑内一般是埋狗或殉人。西瓯墓葬腰坑内放置陶器的做法，体现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平乐银山岭西瓯战国墓，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铁器、铜铁合制器和玉石器等。这些出土器物表明，西瓯战国时已进入了铜铁并用时代。 平乐银山岭等地的墓葬，大多为中小型墓葬，随葬品在组合、质地、数量等方面没有多大区别，这些都体现出西瓯在战国时期才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还明显存在着氏族内部的血缘纽带。

来源:桂林日报